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王春文：创新正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能******
【跨国企业在中国】
编者按：走进在华跨国企业，听外企老总谈“中国式现代化机遇”、释“经济全球化之道”。
中新网10月21日电 题：王春文：创新正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能
中新财经 吴家驹
“我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前景充满信心，中国经济具有很强的韧性，还有很多潜力可以挖掘。”近日，英国豪迈集团执行董事会成员、亚太区董事长兼总裁王春文在接受中新财经专访时如是说。
王春文表示，未来十年到十五年，亚太区域尤其是中国市场将是推动整个集团发展的重要增长引擎。
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财经：十年来，中国经济发生了深刻变化。您如何看待近十年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哪些方面给您留下了深刻印象？
王春文：我在中国工作、生活了二十多年，服务于不同的跨国企业。在这期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特别是近十年呈现的高质量和可持续的发展趋势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3年至2021年，中国GDP年均增长6.6%，居世界主要经济体前列，远高于2.6%的同期世界平均增速和3.7%的发展中经济体平均增速。近十年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了38.6%，超过七国集团(G7)国家贡献率的总和。
对于专注于制造业及投资并购的英国豪迈集团来讲，有几方面还是非常有感触的。
第一，中国开放包容的经济政策和投资政策。外企在华的发展一直获得非常大的支持，而且中国目前也在进一步放宽外资市场准入。豪迈集团自进入中国以来获得了良好发展，一直能够满足我们全球统一的每五年翻一番的业绩要求，去年我们在亚太区取得16%的增长。
第二，中国智造的转型。数字化、工业互联网在中国发展迅速，这给我们带来很多业务增长机遇。豪迈集团也在加快公司整体的数字化转型，培育数字化产品研发能力，为客户提供数字解决方案。在上一财年，豪迈数字产品与方案的收入上升15%，占集团总收入的40%以上。
第三，中国对安全、环境、健康的市场规范越来越高。英国豪迈专注于安全、环境和健康领域的全球细分市场，进行收购并拓展业务，这给我们在中国本土的收购和并购带来了良好的机遇。我们一方面根据本土需求加大了产品研发和创新力度，坚持“根植中国、服务中国”(In China for China)的发展战略，另一方面也加速推动在华企业和产品走向全球，即“根植中国、服务全球”(In China for Global)的发展目标。
中新财经：作为一家跨国公司，豪迈进入中国的契机是什么？中国市场对于跨国公司有哪些吸引力？
王春文：我们进入的契机是看到中国的长期规划和愿景与豪迈的宗旨高度相符，比如绿色经济、健康中国、数字中国等。我们非常荣幸也非常乐意在中国一起用我们的技术和产品为推动人们更安全、更健康，生活在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环境中去共同努力，担当一个作为中国企业公民的良好责任。
当然从业务发展来讲，我们考虑进入时，也看到在我们立足的领域内，中国市场一些非常好的利好政策和机会。比如，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业务增长机会，中国庞大的市场体量、完整的产业体系和高效的供应链优势，包括在不确定性环境下保持长期增长的韧性，吸引着我们不断投入和发展中国市场。
未来十年到十五年，亚太区尤其是中国市场都将是英国豪迈集团发展的增长引擎。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我们就有子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开展在华销售业务；2006年起，英国豪迈先后在上海、北京、广州、成都和沈阳设立了办事处；2011年，英国豪迈正式在上海设立工厂，最初为旗下四家子公司提供生产、运营、销售服务。截至目前，我们在华有业务的子公司已经将近40家。
除此之外，中国市场的数字化发展和创新环境也对外资公司有很大吸引力。2021年中国研究与实验发展经费投入居世界第二，创新正在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能，能参与到创新生态系统，与更多的本土企业合作共赢，是我们的长期远景。
中新财经：豪迈的业务包括为能源转型等问题提供解决方案，豪迈如何看待中国能源转型和“双碳”战略的前景？同时，豪迈对于中国目前取得的哪些绿色成果印象深刻？
王春文：我认为中国能源转型和低碳发展前景非常广阔。中国将“双碳”目标作为国家战略，向全球展示了碳达峰、碳中和的决心，这一目标将深刻影响中国及全球的发展。“双碳”目标正在引领能源革命、推动全球科技加速创新、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推动国际新合作等。
我对中国的这些绿色成果印象深刻。第一，中国多种低碳能源路线并举，风电、光伏发电等绿色电力的装机容量和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世界第一，实现了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累计下降约34%。第二，中国科技进步对增长的贡献率超过60%，说明中国彻底摆脱了过去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支撑发展的模式。
中新财经：在中国，ESG越来越被重视。豪迈如何看待ESG理念在中国的传播和未来的发展？
王春文：ESG的理念与实践已是中国当下的热门话题，也是国际交流的通行语言之一。ESG兼顾经济与社会效益，契合中国强调绿色、高品质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对中国资本市场健康、平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大力推广ESG投资理念也是中国与国际社会接轨的必然选择，会吸引到更多的外资。
豪迈集团的120余年发展中，也坚持了ESG发展理念。我们的三大业务板块和发展宗旨与环境(E)、社会(S)、治理(G)密切相关。我们的增长战略非常看重业务能够带来的积极影响，而这也是我们能够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业务的持续增长，再加上我们通过技术所带来的积极影响，提供了可持续的价值创造。简明公式为：强劲增长+可持续回报+积极影响=长期可持续的价值创造。我们近三分之二的收入助力与我们业务最相近的四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健康、清洁水、创新与基础设施、可持续城市。
同时，我们认为ESG的落地和实践需要呼应本土的社会需求和公众期待，所以我们持续投入进行本地化创新和治理。
中新财经：近年来，中国在税收、用地等方面推出了众多鼓励外商投资的政策。其中您最关心的是哪方面的政策？您认为这些政策将给外企提供哪些帮助？
王春文：我们比较关心税收政策、人才政策以及外商服务政策。我们最近在上海的亚太区生产及研发基地一体化项目，前一段时间成功落户上海莘庄工业园区。服务完善的园区办公环境、区政府及园区给予的税收优惠以及人才支持政策对我们都很有吸引力。
进入中国这些年，我们也深切感受到上海政府在持续优化，吸引外商投资和国际人才、提升外商服务方面的变化，例如推出更多特色产业园区，为外资企业集聚发展拓展新的空间；扩大数字化办公、简化审批流程；为国际人才在签证居留、出入境、住房、医疗等各方面提供更多便利等等。
中新财经：当前全球经济形势更加复杂严峻，这是否会对豪迈在中国的业务产生影响？您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
王春文：我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前景充满信心，中国经济具有很强的韧性，还有很多潜力可以挖掘。从英国豪迈的战略来讲，我们相信，未来十年到十五年，亚太区域尤其是中国市场将是推动整个集团发展的重要增长引擎。在中国来讲，我们在中国市场有着长期承诺，我们的宗旨非常契合中国“十四五”规划和中国市场发展的长期、可持续发展需求，我们会致力于在中国不断发展产品和技术，致力于一个更安全、更清洁、更健康的未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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